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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矗国之偏隅 立世之英才

2019-01-04    来源:西北大学    浏览次数:308

提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历程,有一些名字是足够闪耀的,比如民国教育之父蔡元培,比如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等一大批学术巨擘的西南联大……然而,有些名字却并不如前者这样令人瞩目,但却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书写着同样足以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这其中的代表,便是与西南联大同时建立的西北联合大学。

自1938年建校,至1939年改组为“国立西北五校”,西北联大在中国高教史中存续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正是这段不长的岁月,连同其前后的发展演变,却对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乃至于当代我国整体高等教育格局的形成,产生了足够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份历史意义,只有当我们回溯它的历史时,才能得到最真切的感受。

今天,就让我们在这份对历史的追忆中,重新认识或许我们此前并不熟悉的西北联大。

在西北大学老校区的大礼堂左侧,有一块不大的石碑。黑色的碑体上,镌刻着由东北大学老校长张学良题写的几行大字——沈阳设校,经始为艰;至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 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这座石碑矗立的地方,最早为晚清时期西北大学陕源农科前身所在地。1937年9月至1938年3月,这里又成为了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第二院的校址所在。在它背后的大礼堂中,曾有水利大师李仪祉、地质学家张伯声、我国科学史学科的开拓者李俨(李乐知)慷慨演讲,也有丁玲、田汉、贺绿汀等大家学者与西安临大学生在此校园交流。1938年至1946年,此地为胡宗南“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驻地,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曾在大礼堂训示,另相继有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于右任、顾维钧、程天放、胡适等历史名人在此讲话。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也在此任教官。

这座礼堂是战时我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东北大学与战时规模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一——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办学地,是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代的中国高等教育风云际会之地。它见证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局部抗战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全面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的两次重大变迁,也目睹了几代中国高教人在国难期间不畏艰险,与西部大漠播撒中国高教火种的感人故事。

于西部大地开枝散叶

让我们将时间回放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国难岁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我国族最根本的文脉所系——高等教育也面临国破校亡、根基沦丧的空前灾难,尤其是大学数量接近全国半数、在校大学生占全国2/3以上的东北与平、津、沪三地,面临的危险最为严峻。在此期间,先有东北大学自东北向北平、向西安的颠沛流离,再有平、津高校的空前浩劫。

基于此种时局,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9月复并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这两所“临时大学”也成为了日后彪炳中国教育史册的西南联大以及西北联大的前身。

当时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校有1472名学生,分为6个学院24个系,又分为三大院,分置于西安市内三处:校本部、第一院的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在西安城隍庙后街;第二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共处一院;第三院的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在北大街通济坊。

1938年春,日寇窜抵西安以东130公里的风陵渡。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被迫南迁到了陕南的汉中地区办学。当年4月,在同一条命令下,位于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被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陕南的西安临时大学则被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院系依旧,分布在陕南三县六地。

虽然“起点”相同,但两所大学此后的命运却是迥异的——在此后的十年间,西南联大坚守于祖国的大西南,躬身育人。而西北联大却在短暂的合并后,开始了一场在西北广袤土地上开枝散叶的艰辛历程,书写了一曲中国西北高等教育的壮阔篇章。

西北联大刚刚在陕南站稳脚跟后的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先后指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含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即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至1939年8月8日,再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史称“国立西北五校”。

时至1944年底,五校之中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往甘肃兰州办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曾组成西北联大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东北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分别在北平、天津、沈阳、洛阳等地复校,而国立西北医学院并入国立西北大学回迁西安,国立西北工学院则回迁咸阳和西安。

如此一来,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格局中,便形成了与西北联大直接相关的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东北大学(国立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学、陕西理工大学、西昌学院等30余所与之血脉相连的高校。

这一高教格局的形成,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近现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向来以“点”“线”的形式分布于沿江、沿海或铁路沿线,而西北联大及其后院校,却在祖国的西北“面”上进行了展布,从而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点线布局到面上布局的历史性转折,也初步打破了高等教育在平、津、沪等城市“重床迭屋”式的畸形分布。

西北联大作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母机”,共哺育了30余所高校,开创了我国西北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也催生了我国西北的现代学制,彻底结束了封建教育的历史。

西北联大在承载中华民族文脉薪火相传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了一个完整高教体系在祖国大西北展布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这个涵盖了文、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型的教育体系,以及函授、社会教育、学前、小学、中学、预科、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层次的教育体系,已然现身于西北大地。它还将西北本来就存在的高等教育小溪、小渠、小河汇流成一条大河,一起汇入中华民族教育的“江河湖海”。

担教化一方历史重责

上世纪30年代,在日军炮火中迁入西安的京津高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纷纷回迁旧地,但有一所学校却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西北大地,这就是国立北平大学——在抗战期间,该校将文理学院拆分成文学院和理学院,连同法商学院组成了国立西北大学,而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则分别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的一部分,或国立西北医学院的全部,这些学院最终都成为了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新的“母机”,再次繁衍或吸纳新的高校。

国立北平大学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重要贡献,与时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徐诵明的远见卓识是分不开的。他为实现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对西北联大及“国立西北五校”展布西北、教化一方,服务当地文化与社会经济的使命作了最早的阐述。

1938年,西安临大南迁汉中后,徐诵明和同为学校常委的陈剑翛赶赴汉口,面谒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汇报工作与请示今后工作时,原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设想,但陈立夫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

徐诵明在总结此行的要点时,特别说道,“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以后又有“关中为吾国第一古都,南郑又为大汉发祥之地,缅怀先德,兴感既多,瞻念前途,孟晋益力,誓必尽逐倭寇,光复河山”“此次抗战为民族复兴之基,意义重大,亘古无伦。吾侪生此伟大之世,允宜及时精进,努力贡献”的说法,亦即应主动融入地方,成为关中或汉中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

1935年12月,在大学西迁尚未大规模实施的时候,徐诵明便已经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妥商详细办法,逐步进行”。他还安排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到西安考察。由此,邵力子才有了“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就渐显,唯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诚以陕甘宁青新等省,人口总数在2000万以上,乃竟无一所大学作高深之培养,实不足以应事实上之需要”,免除“全国学区畸形畸重之弊”等重要建议。因此,虽说“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是一个国家战略,但是实施和实现这一战略最核心或最主要的人物是徐诵明。

抗战胜利后,徐诵明带出的北平大学永远留在了西北。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也为西北留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虽复员原址,但也为西北留下完整的工程教育学府。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一路西去,最终止于西北大漠边缘和西南古邛都大凉山(指李书田、魏寿昆、雷祚雯、曾炯等将西北联大精神带到西康,创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即今西昌学院),将现代高等教育的制度和理念向西北、西南推进了数千公里,大大加速了西部社会的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释兴学强国大学精神

从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的成立,到建国前夕各自回迁复校或永留西北办学,这是一个扎根西北、分而有合、子母血脉相连的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其母体与子体在大西北艰苦卓绝的办学过程,形成了一支包括705名教授、副教授和2169名教职员的教师队伍,培养9015名学生。截至2016年6月,从直接相关的10所高校师生中走出202名学部委员、两院院士,在人文与科学领域成就70余项重大发现,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最绚丽夺目的篇章之一。

西北联大及后继院校在培养人方面也取得骄人的成绩。早在1949年以前,学校的毕业生中就走出了中联部副部长、驻古巴、印度大使申健,驻苏大使杨守正,著名作家柳青,全国学联主席郑代巩,开国大典播音员齐越等一批卓越人才。

到1949年,从国立西北大学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合聘教授和学生中,走出了汉语拼音之父黎锦熙、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人民哲学家的沈志远、大庆油田的发现者田在艺、著名植物学家阎隆飞等10位院士;在科学领域,从当时的西北工学院师生中,走出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师昌绪、冶金物理学的创始人魏寿昆、我国核燃料事业的奠基者张沛霖、首个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等13位院士;国立西北农学院师生则走出了创立土壤热力学的虞宏正、奠定菊科植物分类学的林镕、创立土壤黏韧性测定法的侯光炯、著名兽医学家盛彤笙等9位院士。在医学方面,毛泽东同志1943年时的保健医生、后来的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和晚年保健医生姜泗长院士均为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西北联大医学院毕业生。

除了卓越人才的培养外,西北联大与其血脉关联院校还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我国最早的高等教育训导制便初创于此,1939年,该制度还在重庆举行的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被向全国推广;在这一年,西北联大还继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洋工学院传统,增设师范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分为采矿、冶金、应用地质3组),招收研究生,这也成为我国最早师范研究生和矿冶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在学科建设方面,1938年5月,西北联大成立考古委员会,主持对张骞墓的发掘维护,这标志着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诞生和重要发展,并由此建立了扎根我国西北的首个大学考古学科,培育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一批科学考古人才;5年后的1943年,教育部批准国立西北大学边政学系正式成立,这使得该校与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全国最早设立边政学系的国立大学,当时的毕业生也成为西北地区最早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边疆干部。

此外,西北联合大学与其血脉关联院校还开展了我国北方最早的电化教育。1945年,西北师院教授袁敦礼在访美期间,特聘回电化教育专家葛泽教授,还购买了电化器材及影片,并在北平师院成立电化教育委员会,专设电化教育室,还申请呼号、波长、频率,专门设立了教育广播电台。

值得一提的是,同在 1945年,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与西北联大、西北师院著名体育教育家袁敦礼、董守义两位教授一起,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二届理监事会上,提出了“第15届世界运动会(1952年)在我国举行案”,这也是我国首次提出申办奥运会的要求。同时,学校还拥有中国近代早期为国家争得荣誉的第一个中、长跑国际冠军的郭毓彬和获得第一个国际篮球冠军的运动员王耀东。

当前,对与西北联大的历史贡献,学界也逐渐形成了共识。正如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周远清所认为的,如果缺少了西北联大的历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就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天津大学原校长李家俊则表示,西北联大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办学联合体,在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艰苦奋斗,弦歌不断,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它的艰难历程充分诠释了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反映了根源于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诉求,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在大学文化中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现代大学捍卫真理、坚守正义的基本理念和扎根中国大地生成起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世界上著名大学都是依靠文化的不断积淀和独特的大学精神逐步赢得世界声誉的。80余年来,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取得的这些重大成就和重大贡献,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要艰苦得多,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甚至要忍饥挨饿或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确不易。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了我们的宝贵财富。研究其形成的背景、基础、机制,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显然对现在与未来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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