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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枪支文化:“供应”塑造了“需求”?

2018-06-25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刁大明    浏览次数:110

 
 
  英国著名女影星海伦·米伦主演的恐怖电影《温彻斯特》(Winchester)今年2月在美国上映。虽然评价不一,但却实现了十倍于预算的票房,其中最大的原因应该是电影演绎了萨拉·温彻斯特(Sarah Winchester)及其“神秘屋”的传奇故事。

作为绝对主角的萨拉曾一度掌管着19世纪下半叶崛起的美国枪支巨擘温彻斯特连发枪械公司;而“神秘屋”即萨拉所居住的那座位于加州圣何塞的维多利亚式庄园别墅。由于其兴建完全以枪支制造业的暴利收入为基础,因而也被传说聚集着因温彻斯特所造枪械而丧命的众多冤魂。直到1922年去世,萨拉·温彻斯特本人一直被认为终生遭到这些“血债”的纠缠,人生中的各种不幸也令她深深陷入了对家族生意的极度愧疚当中。

随着枪支暴力事件在当今美国的愈演愈烈,人们似乎更有兴趣去了解温彻斯特家族及其枪支商业帝国的神秘经历。除了这部超现实恐怖影片之外,拥有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的帕梅拉·哈格(Pamela Haag)也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专门以温彻斯特家族枪支生意为个案,记述枪支商业利益如何塑造美国枪支文化的历史读物。按照今年翻译引进的中文版的译法,这本书叫做《枪的合众国:美国枪文化的形成》(The Gunning of America: Busines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Gun Culture)。

枪支制造商催生的需求

枪支顽疾在关于美国的描述中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最近几年可供国内读者选择的该议题书籍也不算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同为外文译入的《十杆枪:从独立战争到西部拓荒的美国勇敢冒险史》或者由中国一流学者撰写的《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等等。

这些书籍的名字完全暴露出其核心的立论,即美国的枪支问题或者枪支文化是植根于美国国家成长历程和文化基因的关键部分,而且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刚性框架的维护而无法彻底被纠正。

不过,与关于枪支文化和现实的通常解读范式不同,哈格在《枪的合众国》中提出了一个颇有回味的角度,即枪支制造商向美国发出了拥抱枪支文化的邀请。更为具体地说,枪支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根深蒂固,完全是商业利益主动设置议程的结果,而并非是从这个国家呼啸而过的历史中奔流至今的民族记忆与身份习惯。

在哈格的分析路径当中,后来创建了温彻斯特连发枪械公司的商人奥利佛·温彻斯特(Oliver Winchester)早在1850年代就敏感地嗅到枪支制造生意的盈利空间,进而决心放手一试。但随后因南北战争扩大了的枪支生产规模,随着战争的结束变得无用武之地。温彻斯特不得不在战后寻觅更大的市场。

要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就需要点燃美国普通民众的消费欲望,促使每个人都成为枪支的实际购买者。温彻斯特需要让美国民众相信,枪支不仅仅是要被用于开疆拓土、“赢得西部”,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那些获得自由的南方非洲裔捍卫自身的权益,不仅仅要为美西战争做准备或者在美国之外的国度中客串角色(比如一度武装大清军队的“十三太保”就是温彻斯特公司的产品)。这种主动塑造需求的迫不及待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对枪支生产规模的过度刺激之后进入了“单曲回放”。

对于塑造需求的营销奥秘,哈格总结了至少两个套路。一个是,所谓的“奢侈品”思路。顾名思义,就是将枪支包装为具有身份代表性的消费品,从而刺激普通消费者的某种心理。

另一个就是将枪支概念化为某些群体自然而然的“本能”需要,比如作为男性身份定位的必需品,乃至作为“美国精神”的必然体现。换言之,枪支的购买与拥有要么成为了一种追求、要么成为了一种认同,进而也就构成了民众在客观上未必需要时在主观上却萌生的需要。这种所谓“供应催生需求”的解释,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打开了所谓“枪辩证法”内部的“死循环”。

具体而言,以往认为美国枪支泛滥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美国枪支泛滥本身,即是枪支导致的暴力频发,激发了美国公众更多购买枪支来实现自我防卫。但这种说法却模糊了因果关系的起点。如果加入哈格的商业因素的话,大概就会形成了一个相对连贯的图景:历史路径和商业原因导致美国公众购枪甚至持枪,进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金融危机以来的社会矛盾加剧)枪支沦为一种宣泄不满的渠道,进而出现了更多枪支暴力。

枪支暴力的威胁与持续存在的因素共同刺激着美国公众进一步购买枪支,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而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关键负面因素仍是社会矛盾加剧,枪支及其背后的商业利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枪文化畅行仍离不开历史与宪政

当然,虽然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枪支文化或现象的反应链,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哈格的观点可以取代国家成长路径或宪政框架所长期提供的支撑。一方面,枪支产业在美国商业界认为具有利润的基础,一定是原本就存在某种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仅来自于对内对外的各大战争,也必然包含了早期殖民者发现并掌控整个从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过程中的战天斗地。

最初的需求引发了过度的生产,而过度的生产诱发了人为塑造的需求。但不能否认,枪支文化是美国国家基因中最基本且最关键的印记。

另一方面,以温彻斯特连发枪械公司为代表的枪支商业利益集团的“邀请”一定是基于某种文化条件的,除了历史传统之外,也一定有宪政框架的背景。笃信第二修正案中“民众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的民众,一定更容易被温彻斯特公司忽悠,成为掏腰包买枪的“死忠粉”。

现实情况也是:民调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持枪人认定持有枪支是他们自由权利的最基本表现。同时,关于“全美步枪协会”以及其后的产业利益所扮演政治角色的关注与研究也已汗牛充栋,而哈格的贡献则更像是扩展了这个维度关切的广度与深度。

从舆论的反应看,由《枪的合众国》一书所引发的关注与争论,不仅源于枪支议题本身在美国的热度,也与哈格的用心撰写与别样解读不无关系。

无论如何,有关注总是比泥牛入海好太多了。除了在观点上需要更为平衡,或者需要更为强调自身解释与已有解释的承接性之外,哈格在拿萨拉对比奥利弗时似乎有些机械,甚至有些个人色彩,比如将萨拉描述成“美国历史上反对武器的丰碑”的写法。事实上,虽然萨拉一生遭遇了很多坎坷,唯一的女儿安妮只降生了40天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甚至她本人也将这些境遇都理解为是一种枪支生意的惩罚,但必须承认的是,萨拉似乎从未以实际行动“救赎”自己。

奥利弗1880年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萨拉的丈夫威廉1881年早逝。作为遗孀的萨拉在其后在世的41年中占据着温彻斯特公司50%的股份、获得每天1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5万美元)的收益,但她却并没有退出或干预枪支生意、抑或是捐款建立基金会,反而是执念于修建被认为聚集冤魂的“神秘屋”。这或者更容易说明,萨拉仍具有逐利底色,最多只是在商人特质和愧疚人性之间有所摇摆。而《枪的合众国》对萨拉的关注,虽然并不能完全排除为理解历史提供更多测写的可能性,但的确更多地与作者的女性视角有关。

无论如何,抛开解释逻辑、不管性别视角,《枪的合众国》再次将公众的聚焦点从控枪或拥枪的政治人物、枪支持有者、枪支销售者等在舆论台面上的常客,转向了默默躲在幕后数钱的枪支制造商,这个观察对象的扩大,事实上是增加了解决方案的选择幅度。

有统计数据显示,自1966年以来,美国至少发生了151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暴力事件(mass shooting),共有154个枪手导致了1081人死亡。而这些枪击事件共涉及到的293支枪中的将近60%是合法渠道获取的,被确定是非法渠道获取即是因为控枪环节出现漏洞的枪支只有50支(17%)。

这样看来,在生产线到血腥现场之间的过程中实现有效控枪的难度不小,可操作的空间也已相对有限,当前的确可以考虑一下的控制方式是要回溯到枪支生产商环节的源头管理。

在这个意义上,哈格也在《枪的合众国》书中的最后抛出了一些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想法也不会从本质上打消枪支制造商对利益的追求。于是,更多选择,却是同样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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