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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

2017-06-15    来源:新华网    浏览次数:179



  访前语

  1990年代以来,随着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淡出文学舞台,贾平凹的第一部都市小说《废都》横空出世,震惊文坛,成为当代文学史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

  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都市生活,以庄之蝶为首的西京四大文化名人,在与女性的周旋中,展现出一种肉体沉沦、精神颓废的现代性文化心态,预言了新时代的到来。现代性如洪水猛兽狂飙,传统文化已然崩塌,“废都”便成为20世纪末的文化隐喻。用贾平凹在《与田珍颖的通信(一)》中的话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的心态也恰是中国人的心态。这样,我才在写作中定这个废都为西京城,旨在突破某一限制而大而化之,来写中国人,来写一个世纪末的人。”

  二十多年来,围绕《废都》的话题仍未停歇。今年4月,贾平凹应邀成为华中科技大学驻校作家,参加“春讲”系列活动。面对提问,他直呼没有想到《废都》会产生那么大的效果,并且澄清:“我对女性从来都是尊重的啊”。

  回顾贾平凹的创作生涯,人们不禁用“作家中的劳模”来称赞他的勤奋与高产。他自1973年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至今四十余年,著作等身,获奖无数。继2011年出版六十七万字的《古炉》之后,贾平凹以旺盛的创作精力不断推出长篇小说,2013年出版《带灯》,2014年推出《老生》,今年初出版《极花》(也是他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连不少评论家都直呼看不过来。

  谈及自己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创作动力,贾平凹以一贯的朴实亲切的陕西话说,“人都是‘人来疯’,一说好咱就得表现,一说不好就又不服,想证明一下。”这话不乏谦辞的成分,却也是大实话。作家不是靠脑海里萦绕的绝妙形象来称雄,还是得靠一个字一个字地码出来才算数。所以,他又自勉道:“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老老实实按规律去干吧!”

  在这份“愚人的事业”里,贾平凹就像“一头沙漠里的骆驼”(陈思和语),迈着沉重雄厚的步伐,跋涉在贫瘠、困顿、苍凉的农村土地之上,执着地为当代乡村的衰败而歌唱。

  在他看来,作家是有定数的,“我只能写乡土一类的作品。”他的长篇乡土小说虽然有“临时回乡”的知识分子或者城里打工者的视角观照,但落脚点还是在描述乡村日常生态,《高老庄》《怀念狼》《极花》无不如此,“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的《秦腔》的叙述眼光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清风街。而且,作为贾平凹的一次还乡冒险之作,《秦腔》放弃了以曲折故事取胜的写法,转变了清新明朗的明清小说语言风格,采用碎片化的细节、古朴浑厚的语言来叙事,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因此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今年的新作《极花》以在城市打工的女孩胡蝶被拐卖作为切入口,以她絮絮叨叨的倾诉为主线,写出陕北这片贫瘠土地上“最后的光棍们”的生存境况,也同样颇受好评。

  尽管他的创作实绩如此丰厚,都难掩他对乡土文学的未来的悲观之情。作为长期居住在西安、心系乡村的农民后代,他近年来眼见农村衰败之快速,深切地体会到一种隐痛。或许,这份痛,中国现代乡土小说鼻祖鲁迅先生早有体味。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就首次提出乡土小说的概念,并将“隐现着乡愁”、“充满着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作为乡土小说的美学基调。乡愁无疑是乡土小说作家一个挥之不去的主体观念吧。

  荷尔德林的《漫游》诗云:“离去兮情怀忧伤/安居之灵不复与本源为邻。”海德格尔据此阐释,“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对此,贾平凹恐怕是深有感触,他小说笔下的人物更是在实践着无以复加的惆怅悔恨。比如《秦腔》中的“引生”,本来寄予着引出新生命的美好念想,却在对白雪无以复加的热爱中自残阉割,在几度离乡与还乡中彷徨无措。

  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乡村伦理秩序崩塌,这是后工业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失衡。日益荒漠化的土地所附着的历史文化意味日渐丧失,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小说没有了前途。显然,贾平凹意不在唱挽歌,而是试图为“清风街”、“关中”、“商州”这些地方添上“一个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赫姆林·加兰语),为日渐式微的乡土文学树起一块块碑子。

贾平凹: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

文/卢欢

  面对衰败的乡村,心里只有说不出的悲凉

  □卢欢:首先来聊聊您今年3月出版的最新作品《极花》吧。这部小说取材于拐卖妇女事件。为什么会关注这个?您在写作时压抑了最初的愤懑,转而选择温和的同情,并没有简单的批判。这种感情的变化是怎么完成的?

  ■贾平凹:我觉得一个方面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确实有很多感受。本来我是在写另外一个长篇小说的过程当中才写的《极花》。去年冬天和前年冬天,我跑了很多地方,跑到铜川往北走到淳化,跟陕甘宁交界的黄土高原。到那个地方,我去拜访最好的剪纸大师,可惜老太太已经过世了。我去看那里的环境,就特别有感慨。在这个期间,我也跑了老家的很多地方。我平常不怎么进城,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恐怕农民的记忆还是比较重的。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这个故事是十年前发生在我的一个老乡身上的事。当时解救时,我是多少参与过。记得那夜我一直等待解救的消息,直到听说人被解救上车了,往回返了,我才去睡觉。那时,我对这件事是极愤懑的。过了十年,我去了许多偏远的乡下,看到那里的衰败。有的村庄没有了女性,姑娘们都不肯嫁当地而进城打工,就连做了媳妇的,外出打工也不再回去。村子在荒废,在消亡。我前几年去的时候,村寨人少,村和村合并,去年我去了以后,乡和乡要合并。看到这种情况,想到十年前的那件事,就以拐卖妇女为切入口写了《极花》。面对乡下这种现实,我不知道该对谁去愤怒,该批判什么,心里只有说不出的悲凉。

  □卢欢:您以往的作品展现了乡村生活的热闹与人情关系密如蛛网的复杂世界,故事自然是如网状地不断生发。但是《极花》所展示的乡村生活却是日趋封闭的,人物关系也相对简单,故事似乎是向内蜷缩地伸展不开来。这种叙述结构是否符合您写作的初衷?

  ■贾平凹:《极花》的写法与以往不同。它是有意区别于以往的小说,也是其内容决定的。因为它是一个人物关系并不复杂、情节又相对简单,而我又不愿仅仅写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所以就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之前的《古炉》《带灯》都是线性结构的写法。最开始写《极花》时,也想写成一个线型结构,后来写着写着就写成一团的,这样我就把字数大大压缩,变成最短的一部长篇。我有意地就以第一人称去写胡蝶在被拐卖到的村子里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这种唠唠叨叨的给人诉说的叙述方法,以前我很少运用过。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说要写离奇的故事,主要想通过以拐卖人口作为切入口,来表现农村最底层的这群人的生活。

  □卢欢:小说中,会看星象的“老老爷”在生活中看似没啥本事,却被圪梁村村民视若神明。与麻子婶、訾米屈从命运的安排的现身说法相似,老老爷其实也在扮演着劝化胡蝶留下来的角色。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人物?

  ■贾平凹:老老爷是最老的村民,他一直守在那里,他是乡村的象征。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无论怎么改朝换代总有一套延续规则。过去的乡村有一整套的生存规矩,比如对神的敬畏,有寺庙有节令;对宗族的维系,有族长有祠堂;对道德的约束,有孝有悌等等。现在乡村败坏,已失去了这些东西,而失去了这些东西,仅仅只有行政的、法律的、金钱的网络治理,那是完全不够的,何况还有当今农村干部的胡作非为,法律的不健全,又加上自然环境恶化,贫穷不堪。老老爷是一种怀旧,是一种期待,也是一声叹息。

  □卢欢:乡土小说落笔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这背后无疑也暗藏着一套农耕文明时代中国农民知天乐命、看淡生死的生命观。在夜观星象的老老爷身上,您试图传达怎样的中国农民生命观?

  ■贾平凹:是这样呀。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拨开种种政治的云雾来看,中国乡村是怎样延续的,它如一部机器是怎样运转,又是怎样自我修复的?农村是多神论的,宗教也是儒释道,还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因为多神论没有走向极端。他们在勤苦、贫困、隐忍中形成着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命观。

  □卢欢:小说中,腊八、立春兄弟俩要分财产,黑亮爹来主持公道,腊八竟然要求把从拐卖人那里购买的嫂子訾米分给他。这样的情节在《秦腔》也出现过。您把兄弟分嫂这样的情节写进小说中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贾平凹:小说里的情节都是我目睹或听到过的真实事改造而来的。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村女性越来越少,而没有女性的村庄就是死亡的村庄啊!

  □卢欢:您原以为《极花》要写四十万字,结果写十五万字就收笔了。我读完后感觉故事的结尾好像也是另一个开头。从逃回城市到重回拐卖地,胡蝶的内心应该还会经历剧烈的挣扎,但是故事就这样结束。为什么不接着写呢?是不是因为重回拐卖地的胡蝶的心态更加不好把握?

  ■贾平凹:是的,你说得对,结尾也是另一个开头。对于当下的乡村现实,我是无解的,或许走城市化道路是农村的最后出路,但这种转型是以牺牲二代三代农民的利益而完成的,作为具体的二代三代农民来讲,那又是悲惨的。面对着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去兴奋还是该去诅咒。作为从乡下走出来的人,有着农民基因的人,我心里是一种痛,这种痛是隐痛,是无法说出来的痛。《极花》原本可以写另一种结构,正是有这一种考虑才处理成现在的结尾,而又大大缩短了字数。

  □卢欢:关于被拐妇女重回被拐卖地,其实并不乏案例,甚至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大爱故事,出现了歌颂这些被拐妇女的《阿霞》《嫁给大山的女人》等影视剧。其中,郜艳敏2013年被推荐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人。有网友说:如果说,过去十年里,郜艳敏、阿霞还可以在某种叙事技巧之下被文过饰非,被演绎成大爱无疆,现在已经不行了。您对这样的现象怎么评判?

  ■贾平凹: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一定要看到社会的、人性的深处的东西。比如《极花》中的胡蝶,她的被拐卖,她的被认同,她的最后又回到被拐卖地,都是一种悲哀,通过这种悲哀反思社会的、人性的东西。

  □卢欢:您没有简单地批判“最后的光棍”们,而是叹息“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取了农村的财富,夺取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取了农村的女人?”您对未来的农村发展有什么认识和建议?

  ■贾平凹:正是这样的。这个谈到更深的东西,目前农村发生的很多东西,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没办法的,不知道该怎么做。随着自然往下走,走着看吧。现在不能说让农民统统不进城,不能限制,这边少了那边多了,这边多了那边又少了,这个社会就是往下走慢慢看,水流到哪儿是哪儿吧。人类要存在,肯定是消亡不了的话,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刚才我也讲了,我觉得国家走城市化的道路肯定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但是把这个事情完成,就是牺牲两代三代农民的利益。从历史角度上看,牺牲几代人的利益不算什么,但是具体到这些人,这两三代农民来讲,他们的人就是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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