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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信民:借玉通灵存翰墨 为芹辛苦见平生

2017-04-29 浏览次数:54

       在我心目中,周先生是“四全老人”:可亲,可敬,可爱,可说。借用《红楼梦》里的话,这也可以叫作“四角俱全”。
       周先生与家父同庚(1918年生人),都是“骨感”型人,又都算高寿(九十以上)之人。再加上三十多年耳闻目接、文字交往中感受到先生的“长者”风范,使我由衷地体认先生为“吾家老人”。1986年5月,我在哈尔滨听过他关于古典诗词的演讲;1991年初,就《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读后感首次致书先生,先生立即回复,既有认同感慨,又有中肯指瑕;1993年,我不在原单位,曾让夫人代向先生写信,先生复信赞之,旋寄大著《曹雪芹新传》,扉页题曰“信民玉川学人儷正”;1996、2006年,先生两度为拙著题写书名,并就书名措辞释义直陈己见;因疼惜先生体弱目病,不敢多扰,但每有书往,即见回函,或略有耽搁,亦加说明,让后学晚辈不唯受教多多,而且油然而生亲切之感。
       先生可敬处,一在学问贡献,二在人格精神。周先生的学问,可谓“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廊庑阔大,车载斗量。仅就“红学”著述而言,一生出版专著约58种,以《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新传》)、《红楼艺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为代表,居功奇伟,影响深远。先生的“红学”贡献,在我看来,一在独立发现,二在独到见解,三在独特视角。所谓“独立发现”,是指他在资料钩沉、“发人所未曾发”方面的卓越贡献。刘梦溪先生说:“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历史资料,如果不能说已被他‘一网打尽’,确实所剩无多。”认定他为“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105、104页)周先生自己说,1947年,为了找到胡适先生“久寻无获”的《懋斋诗钞》,他“在那无与伦比的燕大图书馆不但发现了敦敏的诗集与六首明题雪芹的诗,也还检读了一千多部图书,采入《新证》的约有七百余种”。(《红楼无限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113页)仅此早年一例,已可见其用力之勤与发现之敏。 所谓“独到见解”,是指先生基于深厚学养和天资悟性而独见频出,“见人之所未曾见”。从对“红学”的界定,到对“四大分支”的梳理研判,再到对作品题旨、结构、情节、人物及细节描写等的奇思妙解,天马行空,自出机柕,每每出言警拔,不与人同。所谓“独特视角”,我这里主要是指其独特的文化视角。用文化之眼看《红楼梦》者多矣,但能像周先生这样全方位、立体化地用“中华文化”之眼观照《红楼梦》者,却鲜有其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将文史哲熔于一炉,眼观六路,思接八荒,谈“两赋”(正邪),说“三纲”(玉红情),纵论“文”与“史”,破解“情”与“痴”,纵横捭阖,出入古今,文采风流,情溢笔端,能激发出有心人的无穷追问与遐思。周先生的学术路径,还能给人以方法论的启示,这就是考证、论证、悟证“三才并重”,文、史、哲交互汇通,使学术研究上升到相对意义的自由境界。
       周先生身上显然有传统“士人”的风骨: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傲骨而无傲气。先生一生淡泊,居陋衣简,唯孜孜于“芹”与“红”,六十余年不改初心。尤其是先生早年即耳失聪、目失明,身单体衰,但却能以难于想象的乐观与顽韧,“只争朝夕”地口述笔耕,著书立说,而且始终保持着清醒与敏锐,保持着超常的思考力,这是何等的情怀、何等的精神!
       先生之“可爱”处,我亦有两点感受:其一,是先生幽默谦和、平易近人的个性;其二,是先生对学术偏误的检讨。1986年哈尔滨红学会期间他讲古典诗词,事先不知听者是高校中文教师,再三致歉;讲课时,笑容可掬,妙语连珠,让人如坐春风。后来听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亦复如是。2005年秋,我将出《红情绿意》,想用先生前所书字,写信征询意见,先生回信:“信民先生老友:久违数载,拙目已99﹪盲矣……大著增订重出新版,可喜可贺。您拟附印拙字,无不可者,请释尊念。我今行年八十七,衰残可笑;只书生习气,依然如昔耳。”上世纪七十年代,先生在五七干校戏补雪芹诗,一时“弄假成真”,后来自己出面澄清,有学者以为“不可原谅”,我则从中看出先生的“可爱”:“新珠”混入“旧珠”,竟令天下识家纷纷“走眼”、误判,为“红学”添一雅谑趣闻,这样一位“高级玩儿家”还不可爱吗?先生的《新证》及其他著述,几十年来诟病者多,中肯的批评也不少,原本属正常的学术生态。先生才高性倔,有时难免作些“反击”性回应,于是盘旋升温,势成水火。但先生是真学者,他在《自传》中“检讨谬误”,坦承《新证》有“三处大错”:不懂“诏狱”一词;未觉察“夭风流”误为“一大风流”;不知恽珠《和大观园兰花诗》为另一部《红楼》续书。还检讨了其他知识性、校对性错误,(《红楼无限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332—333页)在在都是自责,在在都是诚意。在我看来,这正是先生“可爱”处!
       周先生是根于“考据”、又能跳出“考据”阈限的一位“红学”大家。他爱“红”、读“红”、研“红”近七十载,著作等身,贡献卓越,同时又极富个性,特立独行,不期然地成为了一个“话题人物”。他是史家、是学者,又是“杂家”、是诗人;他像司马迁一样,要通过“研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力主《红楼梦》是一部“文化之书”,将“红学”的疆域大大拓展。他深知“没有文献考据作前提和基础的红学评论是肤浅的,缺乏理论视野和审美感悟参与的所谓考证是跛足的”,自觉将“逻辑分析的实在性真理与非逻辑非分析的启示性真理”融为一体,(梁归智,《琳琅满目忆前时》,中华书局2013年版33、34页)于是,在“证据”与“想象”之间、在“史家品质”与“诗人气质”之间的自由穿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固然有时可收“出奇制胜”之功(如根据曹家几代人命名规律“逆推”出“曹宣”的存在),但这样的“跨界游走”,有时也不免会“交叉感染”,出现“闪失”,授人以柄,使他进入不和谐的“话题领域”;当然,也正由于这种“争议性”,反而成就了他的“多面性”与“丰富性”,使他成为一位也许是永远“可说”的“红学”大家。于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说不完的曹雪芹,说不完的周汝昌!
        “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大师已离去,《红楼》情未了。仅以此文缅怀大师,向可亲、可敬、可爱、可说的周先生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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