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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曹尔琴先生

2017-11-07

         曹尔琴先生逝去已经好多年,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却常驻我心间,给我以勇气,激励我前行。

  先生是开创西安师专历史系的先驱,是历史系第一任系主任, 我是历史系第一届统招生,在先生关爱下留校任教,又佐先生恢复重建西安历史学会,与先生交往日多,深感先生的云水襟怀和松柏情操,深受先生的学术影响和人格感召。

  那时,历史系初建,我们是第一届高考统招学生,所以先生格外垂青,看得很紧。从早操到晚自习,先生常常督导检查,要求我们刻苦求知,立志成才。那时还没修南二环路,交通不像现在方便,先生随爱人住在西大,她不辞辛劳,一大早骑自行车赶来,晚上返回,即使冬季也无例外。先生对于课程安排和教师延聘十分严格,大部分课程都是请西大和师大的名师讲授,以保证教学质量,所以当时毕业生的声誉很高。80年代,大学初兴,教师匮乏,不易聘请。先生每引一位陌生教师来上课,我们便觉新鲜。在介绍完外聘教师的履历和学术成就后,外聘教师总会说“师姐有命,不敢不从”之类的话。我当时感到先生在同行中颇有声望,甚觉荣耀,所以学习也很卖力,生怕给先生丢脸。

  记得先生给我们讲过“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和“历史地理”的课程。这两门课均要有深厚的学识才能上好,没有一定的功力,决不敢上台讲这两门课程。先生讲起繁体字文言文的历史要籍,讲起山川河流疆域郡望之变迁,头头是道,如成竹在胸,令人叹服。她要求我们随课程进度阅读《二十四史》,即使不能通读,也要阅览其重要篇章。那时学生很听话,基本都能按先生要求去做。想起现在的学生,阅读原著者恐不多见,学术功底和造诣自然不能与前人比拟。

  一次课间,先生问我读“前四史”的感受。因此前未与先生交谈过,有些胆怯,先生鼓励大胆讲。我说,《史记》有情感在内,读之有催人奋进之感;《三国志》简约明快,使人产生深究细探之意。先生深以为然,并当面夸奖。先生知我好学,曾赠我《学林漫录》三册,其中一册上就有她关于唐代曲江的文章,后来还赠我《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书。最后一学期作毕业论文时,我写了有关诸葛亮的事,其中说他没有注意人才培养,致使蜀汉政权人才匮乏,最终灭亡。先生看后,大加赞赏。此文一段还发表在《西安日报》上,这在当时学生中并不多见,所以又受到先生褒奖。实际上,在整个学生时代,我与先生往来并不多。

  毕业时,学校选择一些所谓佼佼者留校任教,其中就有我。那时我并不想留校当教师,就找到先生办公室。她正与一位领导谈话,我有些胆怯地对她说,希望不参加留校会考。先生斥责道:组织决定的事,能不遵守吗?我悻悻而退。后来先生在我毕业册上特意留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录《论语》句与天社同志共勉!”当看到先生称我为“同志”时,确实有些不敢当,因为我永远都是她的学生。先生对我说:不要小看教师工作,要站稳三尺讲台并非易事。人家说教书匠、教书匠,就与泥匠、瓦匠一样。只有精通了手艺才能称为“匠”,只有“匠”才能做好这份工作。能达到“匠”的程度,就是这一行当的专家,了不起了。先生这一教诲,我一直牢记在心,不敢忘怀。留校后,先生还送我到西大、陕师大、北师大进修学习,以增加我的知识和阅历。我的婚礼也承蒙先生参加并讲话,使我顿生温暖和光辉。

  留校不久,我即兼任历史系秘书,与先生往来多了起来。记得有一年的教师节,市上举行庆祝活动,邀请先生发言。先生让我将她的发言稿送到市教委,即现在西华门旧市政府内,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政府机关。那时先生是西安市属学校内唯一的教授,许多外界人士不知道有“西安师专”,但知道先生大名。一次和先生谈起,她笑说,有这样的事。10多年后,我到青海师大读硕士,青海师大历史系年长的老师还向我打听曹先生的事迹。留校工作后,我也曾有过几次调动的机会,但都为先生所阻止。先是一位领导想调我到总务上去,先生反对。后两次是调往市上部门去,商之先生,她极不赞成,于是我的人生轨迹就一直在先生设计的线路图上运行。这是我留校工作直到今天,没有调离过的原因。

  先生退休不久,爱人就去世了,先生搬到翠华路校内居住,在操场旁的一排平房内有两间房子。初冬时节,天空已飘起雪花,而先生房间窗户上的玻璃还有残缺,先生犹端起洋瓷盆到外面接水做饭。我从系办出来正好碰见,一种难言之情油然而生。须知当时与先生同排居住的一名后勤工人,不但拥有两间房子,而且窗户完好无缺,水管引到室内。我帮先生打完水后,就到总务处请求为先生窗户安装玻璃,并将水管引到先生房内。后来玻璃是安装了,但水管始终没有引入,直到先生住进单元房内。

  90年代初的时候,先生告诉我,市党校校长江风临去世时,请她将西安历史学会重建起来,开展工作,要我帮她联络有关人士,重新建立学会。于是我“受君命使于四方”,先后到市党校、市教院、市教委教研室、西大附中、师大附中、空工院附中等许多地方去,联系西安市历史界知名人士,如李天明、叶世南、封五昌、于志超、马超凡、曲文龙等人,得到各方襄助。但当时学会公章长期废弃在别人处,先生与我商议取回。我以发展会员需加盖公章为由,讨回了学会公章,先生戏之为“智取”,于是学会得以顺利重建。先生为会长,我校胥超校长退休后为顾问,我从学会秘书到副秘书长再到秘书长,开展了许多活动,一时有声有色。那时先生常到我寒舍来商议工作,与我母亲、妻子都很熟悉。我儿子满月时先生还给送了礼物。后来先生年高,学会换届,先生不再做会长,我亦淡出学会活动。

  2000年学校搬迁到高新区后,我居住在外,就不常与先生相见。后听说先生患病,曾两次前去看望。那时先生气色尚佳,曾劝先生整理自己文稿,她说也有此意,惜其分散各处,不易收集。先生劝我不要畏难,努力前行,这也可能是先生在病中的自勉之言。还有一次在南二环路公交车上碰见先生,赶忙趋前问候。到站时,又很恭敬地搀扶先生下车。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2003年12月,突然听说先生去世,我和几个同事急忙赶到先生家中,与她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商议后事。但先生遗言一切从简,连追悼会都不举行,骨灰撒入黄土地中,藏书悉数捐给学校。我想,不凡人生总有超俗举动,他人岂能企及。

  当晚,我通知同窗好友前来祭奠。因亲属在殡仪馆,房门紧闭,我们不得而入,遂将花篮献在先生旧日门前,只在心中祈祷先生走好。

  先生出身名门,年轻时十分美丽,上年纪后风采依然,言谈举止有脱凡超俗之感,然先生生活却十分简朴。常到先生西大家中,见其靠墙书桌就是一学生课桌,桌面凹凸不平。在师专平房或单元房内,也是粗茶淡饭,没有美味佳肴。先生着装更不讲究,没有什么锦衣丝履,上身常常是外套短于内衣,裤子也像现在时髦女郎的七分裤,但却十分干净整洁。苏轼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信哉斯言。

  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系的命运虽不如人意,但在先生教诲下,其门生弟子多积极向上,不管是学有所成,还是在平凡岗位上,都能踏实做事,认真做人,绝少阴险狡诈、虚夸狂妄之徒,这大概就是先生风范和精神的遗传和影响。

  一代名师,万人敬仰,仁者不寿,精神永藏。秦岭苍苍,渭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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